上周写了一篇《文字2.0与文化0.2》，此后因为读者的留言，有过如下的互动:

【资料图】

正是因为上面的这种互动，所以今天索性先挑明本文的主旨，那就是更直截了当一些谈谈我对刀郎的《罗刹海市》的歌词和歌曲火爆现象的看法。

首先，不论该首歌曲的全球点击量究竟多高，那些统计数字是否靠谱，我相信至少在中国内陆，这首歌在眼下应该是被大众所追捧的。

其次，一件文艺作品被大众一度狂赞，并不代表它就一定多么有价值，在人类的文化史上，倒是有过反例，就像我在《被国葬的诅咒者和他笔下的人民》里提到过，当初易卜生的《人民公敌》上演后，几乎被举国痛骂，作家为此出国避风头，同时，该剧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受到欢迎，而是在不同的地区都遭遇过禁演。然而，到了今天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才是跨时代跨地域的经典。

这说明，一来真正杰出的作品有可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，以大众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标准不一定能马上适应，二来有时某个作品就像《皇帝新装》里骗子制作的“衣服”，不管真实价值是什么，除了一个小男孩之外人人都要叫好，甚至恨不得一个比一个吹捧的厉害，就是因为别人都在叫好，都在吹捧，这就是属于个体被集体风潮所裹挟，大家不由自主地盲从。

再次，我觉得，某种程度上，或许可以说，以前也有过一个小规模的《罗刹海市》现象，那就是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当年在民国知识份子圈子里的爆火。

在我看来，《围城》也有点被捧得过高，其实它比较突出的特点，大致上也就是“抖机灵”，不动声色地暗讽而已，至于是否都能有现实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，时过境迁之后，倒是也没有多么重要了。书中也不乏有一些漂亮文字，算毒舌也好，算警句也罢，能让人会心一笑或击节叹赏，只不过如果与博尔赫斯的文字对照，就会感觉前者当中似乎小聪明挺多，却并没有多少后者那种大智慧。

所以，尽管《围城》中有些闪光点，但论整部作品，不要说不能与厚重的《癌症楼》之类的相提并论，就是和毛姆或格林那种同样篇幅不长的作品相比，也显得思想单薄。

然而，《围城》的“抖机灵”，好歹是扯得上一点文化的，因为钱先生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，算是读过不少书的人，也曾负笈英伦，终归有点眼界，因此虽然在某些方面，钱先生的见解不一定多么深刻，或许还不如他的一些前辈，比如晚期的严复与康梁，但是论文化素养，以民国知识圈层的平均水准，可能钱先生的确算是翘楚。

所以《围城》被视为经典，固然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现代白话小说，也就发展了二十多年，还比较稚嫩，因此有点矮子里面拔将军的味道，但单论文化，也不容置疑确实是有一定含金量的。

《罗刹海市》则是以文字2.0后对汉字的理解，来拆字“抖机灵”，而文字2.0，本身就是向下迁就的产物，或者更直白地讲，是有文化向没文化看齐。

比如说，对于鸡的繁体“雞”，既然要简化，就要避开复杂一点的负责形声的奚，那就不得不从古人很不规范的草写中，找一个替代，于是找到类似又字形态的源出依据，按理来说，这个类似又字形态的草写本也不是又，然而那样一来可能又增添麻烦，就干脆算作是又，好在又的原初之意有右手的意思，所以简化后的构字逻辑便总算不至于完全莫名其妙，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右手抓住一只鸟，将它驯化为鸡。从扫盲工作的实操性考虑，这种新的构字法也有它的理由。

因此，对于刀郎这一代接受文字2.0教育的人来说，你不能要求他像高阳或金庸那种接受文字1.0教育的人那样懂拆字的艺术，有想象的留白，又有回味的韵味，把鸡字拆成又鸟，大概既说明了他的知识结构，可能也多少说明了他的文化品味。

应该说，对于一首流行歌曲来讲，鸡字拆成又鸟固然很浅显直白，但是也没有什么，毕竟这不是写《管锥编》，不需要古今中外地炫耀学问。

只不过，一旦文字2.0教育反映出的与传统文化的疏离，被拿来论证多么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，就显得滑稽了。所以，看到一些短视频之类一本正经地把《罗刹海市》与传统文化挂钩，就让我感觉传统文化可能真地快失传了。

实际上，备受很多人推崇的那句“勾栏从来扮高雅”也反映出词作者对传统文化并不熟谙，而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，真正了解一点传统文化的都知道，勾栏从来都是以媚俗来赢取受众，甚至不忌讳恶俗和低俗，讲求高雅的是青楼，至于明清之际的青楼究竟有什么规矩，我以前有系列文章介绍过，这里就不扯得太远了。

最后，我想说，现在也有一些反弹的声音，比如把《罗刹海市》的火爆现象和乌合之众以及民粹主义关联起来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总比舆论人云亦云地一面倒要好。只不过，《罗刹海市》终究就是一首流行歌曲，从思想层面来说，也没必要与它太较劲，因为歌曲毕竟有天然局限，歌词写得再深刻，也深刻不到哪里去，哪怕是诺奖背书了的鲍勃·迪伦，他写的歌词，其实也还是不能和那些伟大的小说或诗歌相提并论。

此外，本来在蒲松龄的原著里，倒是没有罗刹之地的大众都是纯洁的小白羊，只是有坏蛋颠倒黑白这层意思，这不是因为蒲松龄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的“忠奸史观”，而是人家的主旨大概根本不是社会批判或思想批判，就是古代落魄文人发点牢骚，做点梦而已(请参看备注一)。

但是由于刀郎的这首歌，《罗刹海市》和当代解读者成为一种新的“共在”之后，所谓“四大恶人”突然冒了出来，这样一来，再新的歌也仍把人带回思想的老路:仇官、仇富，希望名人倒霉，“恶人”为一切不如意的社会问题背锅，大众自己作为无辜的受气包，在集体声讨“恶人”的狂欢中撒撒气。从这个层面来理解，也可以说，《罗刹海市》是这个时代的《白毛女》。

备注一:传统的“忠奸史观”，属于实质正义思维的一种产物，而实质正义思维习惯和对世界的二元对立认知有一定关系。早在两千七百来年前，信奉拜火教的波斯人就认为世界中美丑对立，善恶在斗争，这种善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由此相伴而生的实质正义思维模式，和现代文明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的思维模式，其实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，这也是迄今为止，中西亚很多地区仍然停滞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原因。

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，至少从奥古斯丁神学开始，它的主流传统就一直强调此岸世界的本质就是罪与堕落，所以这种文化传统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并非基于二元对立，而是上帝面前人人的罪性平等(这和权利平等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)，也就不可能给任何人，包括大众以道德审判之下的豁免权，因此从理论上来讲，在这种文化传统中，相对容易慢慢形成重视程序正义的思维习惯，而有了这种思维习惯，也才有以平和游戏的方式进行彼此利益博弈的可能，否则就等于承认有人可以内圣外王，或者替天行道，那样的话，反而很难走出前现代的状态。

备注二:盛世益隆，杜肃亦增，而文水之雅量则未必常有，故为防失联，请长按或扫描如下二维码添加作者个人微信号。此号仅供已经关注本公众号的读者备用，日常情况下恕不寒暄问候亦不闲聊，还望大家谅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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